73年，曾志给毛主席写信称：我是最早的红军，如今却没有军装穿！

1973年，陕西临潼干休所，曾志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。信里没有诉苦，也没有提出生活上的特殊要求，只说自己参加革命多年，是“最早的红军战士”，如今一些女同志重新回到部队、穿上军装，她也希望转归军队，每年发一套军装。 这封信看似只谈衣着，背后却是一个老革命对身份、工作和责任的坚持。对曾志来说，军装不是待遇，更不是装饰，而是她参加革命、承担任务几十年的见证。 曾志出生于1911年，年轻时便投身革命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她长期从事地下工作，曾与陶铸以假夫妻身份开展活动。特殊环境中，两人朝夕相处，后来由工作关系发展为夫妻。 婚姻并没有让他们变得清闲。抗战时期，陶铸忙于工作，曾志也承担着自己的任务。1937年在延安生产时，曾志曾因大出血受到惊吓，陶铸却因公务匆匆离开。多年后她回忆，两人甚至为此发生过激烈争执。 这对夫妻都把革命工作放在很重的位置，生活中的亏欠，也因此一点点积累。到了1967年以后，陶铸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，夫妻俩在北京共同生活，反倒有了少见的相处时光。买菜、吃饭、照料病痛，这些普通夫妻做的事情，成了他们晚年最难得的日子。 遗憾的是，这段安稳并没有持续太久。1968年前后，陶铸身体出现异常，头晕、恶心、胃部不适接连而来。后来他的皮肤和眼睛发黄，被送往医院检查，确诊为癌症。 当时，周恩来得知病情后，要求医院尽力救治，并组织多位专家参与手术。为了减轻他的心理负担，曾志和医生起初只告诉他是胆道方面的问题。陶铸长期在复杂环境中工作，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并非毫无察觉。有一次疼痛发作，他说：“想不到癌症这么痛。”曾志这才明白，他早已猜到了结果。 手术十分复杂，陶铸的胰腺、胃、胆囊以及十二指肠部分被切除。术后伤口出现问题，还伴随肺炎、胸膜炎和持续高烧。每天，医生都要处理大量腹液。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的陶铸，却仍用眼神和手势安慰曾志。 曾志劝他：“疼得受不了，就哼几声吧。”陶铸回答：“你已经够苦了，听见我哼，会更难受。”这几句话很短，却道出了两人相处多年的方式：谁都不愿把自己的痛苦再压到对方身上。 1969年9月下旬，陶铸病情再次恶化，癌细胞已经扩散。10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在京部分老干部疏散到外地。陶铸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劝曾志不要陪同，希望她和女儿陶斯亮一起生活。 临行前，曾志炖了一碗鸡汤。陶铸当时已经肠道梗阻，没有进食欲望，为了不让妻子难过，还是用了很长时间把汤喝下。随后，他拄着拐杖走出家门。两人在车旁握手告别，汽车开远后，仍隔着车窗挥手。 1969年11月30日，陶铸在合肥病逝，终年61岁。曾志没有随他同行，而是继续面对自己的生活。陶铸离京后不久，她被安排到广州农村参加劳动，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多。 1972年2月，曾志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写信，说明南方气候潮湿、劳动强度较大，自己年事已高，希望调往北方继续参加劳动。周恩来批示同意，广州方面随后为她办理了前往陕西临潼的手续。 到达西安后，事情并不顺利。曾志一度被安排住在宾馆，工作没有明确着落，也很少参加集体活动。她给陕西省委负责人写信，说明自己的处境。后来，她被送到临潼干休所，但安置并没有改变她想继续工作的念头。 在干休所住了近一年后，曾志再次提笔。她在信中写道：“我是最早的红军战士，有红军就有我这个红军战士了。”她请求转归军队，每年发一套军装。 毛主席看过信后作出指示：如果曾志愿意留在西安，就由省委安排工作；如果不愿留在西安，也可以调回北京。曾志当即表示：“我愿意回北京工作。” 离开北京三年多后，曾志重新回到那里。1977年，她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，参与处理干部问题和冤假错案。晚年，她还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。 1998年6月21日，曾志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7岁。她留下遗嘱，将节省下来的6万元捐给希望工程，并把骨灰撒在井冈山。 特别